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黄金作为一种重要的避险工具具有抗贬值与保值的功能，加之化学性质稳定、柔软易加工的特点，早在公元前650年的古希腊时代便被小亚细亚地区的吕底亚人应用于商品交易之中，且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极好物品之一，其价值连城有目共睹。纵观我国历史，战国时期我国的商业得到大幅发展，商人数量激增，在此历史前提下，金属货币出现，黄金正式被称作为“币”，《管子》中有记载：“黄金刀币，民之通货也。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从此以往，黄金的流通与贮藏一直是一种尊贵的象征。

一、中华民国时期广州黄金交易市场

20世纪初，各国纷纷实行金本位制，世界银价不断下跌。国内战火连天、局势动荡，纸币贬值严重，市场物价极不稳定。因而人们更加倾向于兑换贵金属货币以求日常保值，黄金便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金铺的黄金兑换和买卖业务兴盛，银号也开始兼有黄金买卖业务。

广州银业公市每天议定公布黄金价格，作为黄金交易的标准。刚开始时只是金饰的收购和配制，之后逐步有一些碎金、金币等小规模买卖，再发展成为柜台交易。后来发展到公开的金银贸易市场。民国初期，黄金交易量大增（图1），1929年后世界经济危机大爆发，百业凋零，社会购买力骤减，当时的媒体曾报道“金市人心不定，万状险恶”，黄金交易市场进入冷淡期，部分金铺停业。直到1938年广州为日军占领，保值观念复起，黄金交易又兴旺起来。

图1 1918～1926年国内十两金条市场价格走势（数据来源：《时报》1918年～1926年）

民国时期由于通货恶性膨胀，黄金不仅被作为储藏、保值手段，也成为游资集中投机炒卖的目标。金铺和银号共同操纵广州黄金市场，获利丰厚。1948年，金圆券崩溃，黄金交易数目骤增达到每天二三万笔以上。广州与港澳相邻，而香港又是远东最大的黄金市场，受到黄金涨跌、金融波动的影响，加上连年内战，致使经济崩溃，社会人士争相购入黄金以谋出路。

二、中华民国时期广州铸金概况

广州铸金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汉南越王时期已拥有高超的打金技艺。清代，在乾隆皇帝“一口通商”的政策下，广州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打金技艺在这一时段达到鼎盛。清代王宇基《盐法议略·广东盐务议略》载：“盖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据《广州商业年鉴》统计，1933年广州金铺共有231多间，素有“金铺多过米铺”的说法。

民国中期，中华南路（曾称小市街，今解放路）为金铺的主要聚集地，十七甫路（今十八甫路）、十八甫路也有零星分布。到了民国末期，中华南路、惠爱路（今北京路）、上九路（今上下九）、第十甫路、长堤西濠口皆是金店林立、商贾云集。虽然金店毗连，但在经营上却是互相谦让。每一间店面都金光闪闪、熠熠生辉。各家金店为了自家店铺信誉同时也为了确保质量，对出售的金条、金锭、黄金首饰等，都铸有形制铭文规范的厂家或店号等戳记。例如金锭、金条上会铸有代表质量、铸造机构、成色等信息的戳记。

三、中华民国时期广州金条特征

金条是民国黄金货币的一大特色，囊括了民国时期广州地区的黄金熔铸概况，承载着广州近代打金文化，然而其在民间鲜有出现，多为官员或殷实富贵之人收有。金条除了戳印金铺名字、地址电话以外，部分还戳印有“足金”字样，以及“1360”“5000”“4000”等阿拉伯数字，这是金条质量的标记。民国时期在黄金、白银交易计算时，市场上仍沿用明清时期的司马两（亦称库平两），一司马两折合37.4285克，俗称“老两”“旧两”，司马两以下的单位依次为钱、分、厘、毫、丝、忽，“1000”为1000厘，即表示一司马两。新中国成立前，广州、香港、澳门三地所使用的度量衡制皆如此，直到现在香港、澳门的黄金市场仍以司马两作为交易单位。

图2 岭南金融博物馆馆藏金条图片

如图2所示，金条上戳印的5000则表示五司马两，合算为187.4克。通过戳记还可以辨别这些金条分别来自永成、生记祥、生昌、永生、恒和等多家金铺，其中还有一件出自澳门的信生金铺。

作为贵金属之首的黄金，天然拥有衡量财富的价值，同时寓意着丰裕、高贵、稳固可靠的内涵品质，例如“固若金汤”“一诺千金”“金玉满堂”等成语中对黄金的应用。这也象征着无论外界社会如何变迁，黄金将永葆本色，一如既往地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作者：彭信威；

《清末天津熔铸壹两金锭的作用研讨––基于黄金货币职能与特性的启示》《天津学术文库（中）》2014年，作者：孙勇娜、潘佃安；

《广州商业行名录》，1947年版，编者：陆贵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