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美国的伊萨克·胜家（Isaac Singer）制造出第一台实用的缝纫机，其缝纫速度为每分钟900针，相当于娴熟缝纫女工的22倍之余。李约瑟（Joseph Needham）称缝纫机为“改变人类生活的四大发明”之一。缝纫机的生命轨迹体现在缝纫机的设计者、制造者、销售者、消费者、使用者与机器之间的生活关系之中。

缝纫机、自来风扇、火柴、肥皂、洋伞、牙刷、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在19世纪60–70年代时传入上海。据可考史料，王韬与他的友人孙次公在此之前已在上海见过缝纫机。《王韬日记》中记述了在1858年11月27日的上海，王韬与孙次公在来自美国的秦娘家中看见缝纫机的情景：

又至秦氏室，见其缝衣之器，轮轴圆转，运针若飞。……（次公）云：……鹊口衔丝双穗开，铜盘乍转铁轮回。纤纤顷刻成千缕，亲见针神手制来。

1866年5月17日的《中外新闻七日录》亦刊登过《西国缝衣物器具图示》的文章，应为目前所见向国人介绍缝纫机较早的报刊记载：

此器具西国造成不久，而中国人见之者鲜矣。按此器能挑缝衣服、手巾各物，快捷异常，计每日做服，可能当女工之十。

清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皇室到富裕家庭，洋品牌（主要是胜家）缝纫机的购置无论是作为赏玩之物、家具装饰还是实用工具，均于无形中联结并强化了上述女性与其所在阶层的纽带。可以说，缝纫机在某一方面象征了这些上流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支付能力、教育方式、消费品位及家庭背景。

缝纫机是普通女性的家庭宜备。1900年，胜家缝纫机器公司为使上海人了解缝纫机，特别在南京路设立“胜家公司女子教授所”，免费教授女性使用缝纫机，并从中选出缝纫高手，肩挑缝纫机沿街设摊，宣传产品和使用方法。无独有偶，清末胜家缝纫机器公司的一则广告，也提到上海英大马路的胜家公司聘请缝纫机教师肩行机绣品走上街巷，请人观瞻机器缝制的成品，这样沿街演示操作缝纫机及机制成品的宣传形式，让更多女性观看到规范操用缝纫机的方式和过程，有利于改变她们对“缝纫机操作困难或复杂”的看法，打破“铁裁缝”难以使用的印象，减低她们对操作缝纫机的畏难心理。

除培训专门的宣传人员外，胜家缝纫机器公司还在商店内设学堂提供免费教学，或派教师外出教授机器缝纫技术。如1907年的一则广告所述：“由本公司备有中外男女教习，附设缝纫女学堂，不取学费，并可出外包教。”

到了1919年5月23日，教育部颁发训令，要求各省女子中学校应注重家事实习，届时，女工传习所亦有专门的缝纫科实习。由此可见，近代女子职业教育的开端，与传统中国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劳动性别分工有着明显的延续性。并且，机器缝纫逐渐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女性劳动技能之一，成衣业是当时女性尝试走出家庭，改变身份，继而获得职业发展和提高社会地位的行业领域之一。

晚清民国时期开设有机器缝纫课程的女子学校主要有四种办学类型，其中第一种类型是开设有机器造衣课程的女子职业学堂或机器缝纫专科教育的职业学校。其典型是1904年成立的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该校办学宗旨为“采东西各国工艺成法传授，用速成教授法教授各种女工，养成女子自立资格，兼备女学堂教师之选”。

第二种类型是附设于普通学校内部的机缝教育机构。如1905年，豫教女学堂为“发达女界的生计实业”附设女工艺厂，要求学生学习成衣机器、绣工等科，提倡生产教育“二合一”。

第三种类型是女子职业补习学校，主要对已有职业或从未接受过教育的大龄妇女进行补习。其中，教授缝纫科的职业补习学校颇多，如南通县立女子职业补习学校职业科分刺绣及缝纫二部。

第四种类型是将机缝技能培养融于高等家政教育。同样是学习机器缝纫，但对于不同的教育类型而言，女性所学略有区分。此类机器缝纫教育是在高等教育中融入技能教育，更趋于兴趣化或趣味性的教学，富家女子所学的机器缝纫主要是为了体会新式缝纫的乐趣，学会之后可以自制时兴“洋服”“时装”等服饰，是提升自我、成为摩登女子的一种方式，即“一个女子可以配称摩登，至少须有下列的条件：有相当学问，在交际场中能酬对，稍懂一点舞蹈，能管理家政：会怎样管仆人、自己会烹饪、能缝纫（简单的工作，不须假手他人）”。

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产缝纫机在市场上的销售，女子职业教育和高等家政教育中更为普遍地提倡机器缝纫，这体现了社会所构建和期待的女性身份与社会角色悄然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培训女性熟悉缝纫机技能以熟练制衣，最直接的成效就是女子教育与职业发展逐渐实现了接轨，为女性拥有一技之长，甚至进入成衣行业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机器缝纫亦是城市知识女性做懂科学、知技术的新式贤妻良母和摩登女子的必备技能，她们利用所学制作家常衣物仅供家庭所需或在家中做家庭工艺职业教育中机器缝纫的普及和高等家政教育中对机缝技能背后科学原理的教授，既反映了晚清民国女性职业化道路形成之初的特点，即女性活跃的行业领域与传统劳动性别分工所要求的女性技能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同时也反映当时社会对有独立思想、一技之长和善于料理家庭生活的“新女性”的角色期待。

（节选自：科学文化评论《缝纫机与晚清民国女性身份的建构》；作者：章梅芳，李京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