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国女性产生了另外一种密切的交集，在推动女性积极参与抗战的同时，亦参与建构和塑造了中国女性投身民族战争的国民身份和担当意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前线战士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服装损耗严重，加上日军封锁，穿衣紧张，有的甚至被冻死。在此情况下，生产战士军服的任务首先落到了处于抗战一线的东北抗日联军女军工的身上。由于服装的需求量大，这些女兵需要借助缝纫机进行生产。她们深入前线，肩扛沉重的缝纫机跟随部队转移战地以躲避敌人搜寻，同时见缝插针地赶制服装，用肩上的缝纫机扛起保家卫国重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社会的女性在相关组织的动员下纷纷加入为抗日战士缝制军服的队伍，她们的角色作用也不再局限于家庭和职业，而是毫无保留地为战士们提供强有力的后方支援。1937年，全国性的妇女抗日组织––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成立，宗旨是“适应抗战需要，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输财尽力，担负救国工作”。淞沪战争爆发后，涌现出了第一批僧侣救护队，很多女尼自愿到一线当看护和杂务工，同时也有女僧侣购置缝纫机为前方将士赶制棉衣。

除有组织的妇女团体外，普通家庭妇女也加入缝制军服的队伍当中。如湖北省丹江口市战区数十万大军的冬夏被服，皆以均县为制作补给基地。均县城内集中了数以百计的缝纫机，每天机声哒哒不停，形成了一个战时繁忙的缝纫工业区。均县许多家庭妇女被动员起来，她们响应全民抗战号召，走出厨房，参加工作，成为被服厂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流离失所的妇女也被组织起来学习使用缝纫机， 以此为缝制军服贡献力量。重庆的兵工厂中可见女孩埋头使用缝纫机为抗战将士缝征衣的情景，学校女生也在课后为缝制寒衣做出了贡献，如昆明市小坝师范学校为坚持抗战，全体女生有的用缝衣机，有的用手缝，流水作业，四天缝成军衣200多件，交由云南省妇女会抗敌会寄往台儿庄。延安女子大学附设缝衣工厂，工厂有缝衣机8架，请工人指导学生使用机器，全校同学以班为单位轮流参与生产。

抗日战争中使用缝纫机生产军服的女性不论是身处前线还是后方，无论是组织行为还是个人自愿，皆参与到了抗战物资的生产行列之中。缝纫机的铁质外观与重量，使得肩扛缝纫机作战的女军工呈现出男性气质（力量感、勇敢）的身份形象。不问世事的女僧侣加入机器缝纫的行列，妇女团体、普通家庭妇女、女学生等纷纷响应号召参与缝衣，这些表明不论女性是主动加入或是被动纳入缝制战士军服的队伍中，都无一不体现出战时国家对女性作为战士和后方劳动生产力的现实需求，以及女性身上所肩负的民族责任。她们不只是家庭生计和国家社会的“生利者”，更是利用缝纫机挽救民族危亡的坚强后盾。

（节选自：《科学文化评论》“缝纫机与晚清民国女性身份的构建”，作者：章梅芳 李京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