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飞机在一战中实战运用以来，其重要的军事和民用价值即逐渐为世人所瞩目，列强更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掀起一股竞相发展航空的热潮。冯如、孙中山等亦不甘人后，较早提出并躬身践行“航空救国”的理念。其后又因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接踵而至，使国人对飞机的威力与危害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刻的认识，同时鉴于公路建设的重要性，加快发展航空公路事业日益成为当时国内各界的基本共识。

发展航空公路事业，首需大量资金的源源供给。但因东北沦陷、内战频仍与经济危机交替袭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借债度日已渐成常态，如1932年借债额即高达86000000元，1933年更猛增至147000000元。面对日形拮据的财政状况，常规的筹款方式已难以为继，肩负筹资重任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只得另辟蹊径。他认为近世欧美各国皆有发行奖券以补助国库余缺的成功先例，尤以德国办理成绩最优，如1932年发行总额即高达20000000马克，约占当年该国国库收入四分之一，其他各国经营奖券盈余也约占券款总额的25%至30%。而自晚清以降，各类彩票已为国内多数民众所熟知，尤以上海等地销券市场颇具规模。而同样极力发展航空的广东实力派更先于1932年4月1日公开发行总额为广州通用毫洋5000000元的“航空救国义券”，并取得不俗成绩。

馆藏民国时期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正面、背面）

然自拟议发行航券之初，此举即遭遇各界的非议与不同反应。其中既有个别市民分别从丧失国家体面与民族人格、破坏国家法律与社会善良习惯、减低国防与实业建设价值与人民爱国心理、奖励人民弱点与增加社会病态等方面批驳航券的发行；也有以航券发行有害市民生计为由，如成都市市长吴景伯下令市政府尽数取缔，予以反对和抵制。即使对此给予同情或谅解的部分市民，也多含有失望的观感。如有记者评论称：“国家对于破坏勤俭储蓄美风的赌博，严厉禁绝之不暇，而今反公然奖励之，提倡之，公营之，此则未免在道义上与人以攻击之资料。设使财政犹不到山尽水穷之境，吾意财政当局必不忍亦不愿出此下策也。”同时，部分官民还掺杂着支持与仿办交织的复杂心态，如自航券发行后，山西、江西等省与北平四省难民救济会即频频致电财政部，要求备案发行，借以筹集巨款，办理地方事业。

尽管社会各界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和利益诉求，但迫于财政窘境与政敌压力，并鉴于国内外发行奖券的成功先例与航空公路建设的紧迫性，宋氏仍不得不借助于饱受社会争议的奖券。1933年1月10、11两日，行政院第82次会议与国民党中政会第339次会议先后议决通过《国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以下简称《航券条例》），发行航券遂由计议转变为亟待落实的定案。

（节选自：梁善明，《国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设奖券研究（1933-1937）》《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2期）